着意于构建一个完全跟已有认识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合拍的世界，即理性世界。
自然科学家对此认识得比较清楚，有的人会迷茫，有的人会认为有神，有的人会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错的。虽然有人会指出，科学家认为的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其实没多大用处。其核心还是认为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已经完全认识世界。社会学家则不然，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实的世界，更进一步还有人认为自己由此总结出来的理论，或者是规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思想太过于自大了，真实的人类世界，哪怕一切摆在你面前，也未必能够认识。
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世界，所有的主义与规律不足为恃，是重要的一步。认识不到，甚至还以自己东摘一句，西借一句，向人争论而自得，就更加不足取。
许多哲学家，因为学了欧洲的哲学，会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科学，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没有理性世界。甚至有人说，这个理性世界，是思想自由的彼岸。认识不到这个彼岸，说明了思想文化的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已经有太多的人提出了太多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数看起来都非常有道理，然而没有什么用处。事实就是这样，事后的分析有用，可以让后来者吸收别人的优点。但用处绝不是抄别人，并由此批判什么。
欧洲人有一种普世情怀，或者说传教思想。总觉得比别人强了，别人就要像我这样，一切都跟我学。那是欧洲的文化，跟其他人无关，世界也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人类的发展，从部落到国家，再到国家集团，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将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在国家林立的时候，就必须以国家为基准，坚定地守住国家的界限。特别是中国没有普世情怀，就更加如此。
老子认为的理想社会，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人说这是老子的局限性，总之是老子根据他那时候的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后世的社会，人类结合越来越紧密，当然不能如此了。如此来批判老子，也大可不必。谁又知道，随着人类发展，最后又如何呢？
对于世界的认识，人类其实真地好像孩子。自然科学领域，正确和错误相对比较明显，科学家看得比较清楚。社会科学领域则不然。许多人认为世界就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知道的。总结出规律来，甚至形成了思想和主义，就觉得这是世界真理，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描术，就一定是正确的。许多时候这种看法跟宗教一般，非常顽固。
可以这样说，只要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那就一定是不正确的。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必须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明确知道知识和研究一定不是绝对正确，而是相对正确。同时还要相信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某个阶段是正确的。绝对正确与相对正确，必须要清晰地分开。
中国哲学把世界分阴阳，发展到后代，又有了矛盾论。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但却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知道这不是世界真实，又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些理论，才是正确的做法。
王宵猎看着天上慢慢升起来的一轮明月，心中百感交集。这些认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清楚地认识到却不是一件容易事。说给别人听，大约别人会觉得自己是疯子。
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经常说，要从这些复杂中，总结出简单规律来。用这简单的规律，来认识世界，解决现实问题。但实际上，简单的规律能不能说明复杂的世界？实际上是不能的。但总结简单规律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大多数人，前面的不能不适合说清楚。
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还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样做有意义，有什么意义，让人精神错乱。最终从这里面走出来，既能够跳出来看问题，也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实在有些难。
饮了一口酒，王宵猎对姐姐道：“这个世界上，想要活着很简单，但要活明白，那就难了。如果阿爹没有起勤王军，我守着这个老家，许多事情根本就不会想，活的简单而快乐。阿爹起兵，不幸战死沙场，由我来带这支军队，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许多别人不用想的东西，我必须要想。许多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事情，我必须要注意。哎，我烦恼了近一年时间，最近终于想通了。但愿以后不再烦恼。”
许多事情不面对，我们不须要想那么。纵然闲时想想，也不会追求正确。但当事情临头，就不能如此草率了。如果是闲谈，说你到了古代怎么救天下危局？许多人都能够侃侃而谈，能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许多人觉得，自己三言两语，举手抬足，所有的危机都会烟消云散。但真到了古代，才会发现那些大多都没有用处。想解决问题，必须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
便如前中国面临灭国的危机时，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很长时间，教员其实并不能说服别人，也得不到支持。反而是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满口大道理，深受欢迎。最后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只是，绝大部分的人，依然还是会相信王明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