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冯国璋的电报，袁世凯不能没有态度。凭袁世凯的精明，怎能看不出冯的电文所指，但他宁愿装糊涂，顾左右而言道：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四月二十六日，冯国璋不再含混其词了，发电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
“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自己人的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
由于冯国璋带了头，大家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各省大佬劝退电一个接一个。很快的竟成了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搞得有人生怕落人之后。有意思的是，劝退最力的往往是那些此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
袁世凯虽惶惶不可终日，但心里清楚，这其中的关键之人是冯国璋，于是，派阮忠枢南下做冯国璋的工作。
另一方面，袁世凯看到在内内外外，黎元洪的威信越来越高，又打起了黎的主意。
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来，对他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
张想了下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
袁回答说：“杨五（杨士琦）。”
张推脱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国淦，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居安徽，一九零二年中举人，一九零四年考取内阁中书。一九零六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看重。一九一二年四月起历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
他也是位学者，代表作《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等书。
因张国淦是湖北人，袁世凯是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元洪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也不能勉强。
想听听张对时局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对话：
“近日外间舆论如何？”袁世凯问。
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
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
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
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哪有什么把握，明显是在说大话）。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
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
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
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
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
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
袁显然明白账的话意是：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
见袁沉默不语，张接着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
袁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往出走时，袁又唤他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