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才能消灾免难。
抗战期间，“***”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民国晚期，邪教组织“***”，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1-2]
取缔***行动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对于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3]
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
1949年前后，***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抗战期间，“***”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
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4]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
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